這兩個方案的期望值其實是一樣的，但第二個方案的風險顯然比第一個方案還要高，所以大部份的人會選第一個方案。是嗎？答案可能是對的，但原因卻不見得如此。來看下一個案例。
撇開上面的案例不看，現在你是不是很想拚一拚救全部的人？即使我已經告訴你期望值是一樣的，即使按統計理論來說，第一個方案的誤差較小，可是你就是想拚拚看能不能救全部的人，對不對？
讓我們再加上一個條件來看看，如果這是一個400人的村莊，你再回頭看上面的2個問題，是不是有不一樣的感覺了？（請你認真的回頭去看看上面兩個問題，但記得是面對一個400人的村莊）這時候兩個問題的選擇看起來好像一致了，因為你可以用心算得知救200人就是死200人，救400人就是救所有的人，完全救不到人就是死400人。
哦不，還是不一樣的。救不到人是說人本來就會死，可不是你害死的，如果會害死400人，跟救不到人的感覺並不一樣。舉例來說：
再換一個場景，假設你站在胖子旁邊，只要推胖子去擋石頭，就可以救所有的人，但是你推得下手嗎？就算推得下手，不過…有人會感謝你嗎？
來整理一下：
- 如果確定能救到人，你不會冒著救不到人的風險去救更多的人；
- 但如果確定會害死人，寧願冒著死更多人的風險都要拚拚看不害死人。
- 就算結果一樣，至少不要人是你害死的。
在投資市場上也常常有這種情境發生：已經賺到50萬，你會想落袋為安，而不會冒著全部失去的風險去搏100萬，這叫「小確幸」。但如果賠了50萬，常有人會冒著再賠50萬的風險，想拚打平，這叫「賭輸搏大」。
當一家公司發佈重大消息，如果是利多，手中無持股的人雖然扼腕，但不太會去追高，因為怕「利多出盡」？如果是利空，手中有股票的人雖然心痛，但不一定會馬上出脫持股，難道是想等它「觸底反彈」？其實原因是一樣的─「慣性定律」：無者恆無，有者恆持有原本張數。
人只是想躲掉做決定的責任，想把錯怪到環境，與其可能做錯，不如不做不錯。我常想：當鄭捷拿刀走過來時，只要有一個人挺身面對，就很可能有其它人一起面對，正面相恃只會被劃傷幾下，背對他卻可能被一刀刺死。
很多道理我們平常知道，但真正面對時才能夠體會，就像我小學三年級站在大馬路旁，看著飛奔而過的車子，即使路上已經空了，我還是不敢過去。現在巨大的壓力又來到眼前：開刀就有風險，手術中直接死亡的機率小於1%，但術後感染致死率高達3~5%，那不就是說每20~30人就有一人死亡，假設有一把手槍，彈匣有25顆子彈，其中24發是空包彈，只有一顆是實彈，你敢拿起來對著腦袋開槍嗎？
再多做一個假設好了，如果你不自己開槍，可以把槍交給師父，師父替你開一槍，請問你比較願意自己開槍，還是讓師父開這一槍？我猜很多人寧願讓師父開這一槍，甚至有人會買車供養師父讓他開這一槍。而且師父大部份會是對的，機率大約是96%。
看完王景弘醫師的診，回來我就拚命蒐集肝癌療法的相關資訊：「栓塞」是把肝的某些血管堵住，讓養分進不去，癌細胞沒有養分就不能擴散，甚至可能死掉，但是就像屋頂漏水用補的一樣，不見得就能完全防堵。「標靶」藥物會循著血液循環到細胞異常增生的地方，去殺死週圍的細胞，但問題也是一樣，如果放100隻貓到市區抓100隻老鼠，就一定能全部抓回來嗎？不見得，在抓完以前可能又繁殖了，而且不一定通通被找到，就算放1000隻貓也不是百分百能抓完。「酒精注射」和「電燒」都屬於局部治療，只能適用於小顆少量的情形。
5年存活率最高的治療法還是開刀，把罹癌的部位切除，但對病人的身體負擔較大，同時切除後餘下的肝必須足夠發揮應有的功能，雖然肝會再生，可是剛手術完的那段時間還是須要肝功能，不然造成肝衰竭就藥石罔顧了。像有些肝硬化或是肝功能異常的情形，就須要做肝臟移殖。「肝移殖」只是切下部份捐贈者的肝，移殖到受贈者的身上，然後捐贈者跟受贈者體內的肝會各自再生到足夠發揮功能的大小。
A：CFA學不到。基本分析是本末倒置的東西。試想以前寫論文時，你會用手邊有的資料，還是會去找出你想要的資料？我是不知道你會怎麼做啦，但當時我確實是用手邊有的資料，別說是論文了，專題報告也是把以前的報告換個分析方式就交出去了。現在也常見教授的學術論文在同一個主題上變來變去在發表。 我的意思是：基本分析就是用手邊有的資料在做事。因為企業都要公布財報，取得方便。如果你朋友真的那麼注重基本分析，問問看他多久去拜訪一家公司，有沒有像早期的老股友站在公司門口數出貨量，一一去戡查工地的進度？
應該先問問題，再找答案；而不是看到答案，再去找可以解答的問題。
有一個數字我一直搜集不到足夠的資訊，於是我問劉主任醫師：「栓塞的話，病人預後的前景如何？」醫師回答：「平均大概2年。」
那我怎麼能接受。我兒子才小學四年級，2年後都還沒上國中，她的孫輩裡最大的是我外甥女，2年後也才高二而已，至少要讓她看到孫兒長大，滿懷希望才能離開。而且以栓塞治療的方式，後面將一路受累，如果預後只有2年，最後半年一定是充滿苦痛與絕望。長痛不如短痛，這時候不是害怕的時候，一定要勇於面對，要有人挺身出來負責做決定，如果問我媽的意見，她肯定要說回去再想想，於是我把責任全攬到身上，告訴醫生我們要積極治療，要開刀。
醫生對我的態度似乎有點意外，他說：「如果要開刀，那就先住院評估，但我下週要出國，先交待學弟處理關照，這樣你同意嗎？」，我沒有多猶豫，就答應下來。那天是10月20日，離我媽在慈濟看電腦斷層報告檢查出來是10月11日，中間只隔了9天。